文/林柏燕 (竹中學長)
張愛玲的小說,這幾年在一些留美學人之間引起廣泛的推崇,尤其一些「張愛玲迷」,把張愛玲一捧再捧,更使個人深感真相是否如此,大有懷疑探索的必要,因此個人在「好話讓人說盡」之下,說幾句「逆耳之言」,也許對文藝評論本身會有點態度上的扶正作用。
從中國文學演進的角度來看,今天把張愛玲捧成「當代最重要的作家,五四以來最優秀的作家」(夏志清先生語)我想這話未免說得過早些。充其量張愛玲可以是五四以來,重要的作家之一,但絕非唯一的superlative。以淵博如夏先生,個人絕不敢說他忽略了許多其他也可以是重要的,優秀的作家,而只認為這是屬於「偏愛」的問題。
「文藝評論」與「文藝鑑賞」不同。所謂「蘭芷蓀蕙之芳,眾之所好,而海畔有逐臭之夫」,這是文學鑑賞各有所好的主觀;但「文藝評論」則應儘力擺脫個人好惡,力求客觀。雖然絕對的客觀,於人於事,皆不易求,但作為文藝評論,至少應該尊重這點認識。
夏志清先生說:「杜牧為李賀詩稿寫序,李商隱為他作傳,都是建立李賀聲譽了不起的功臣。」我們不知道夏志清先生或水晶先生是否為「建立張愛玲聲譽的功臣」。不過,個人絕不否認這種「功臣」之「功」。白鯨記、紅樓夢背後是有許多功臣;但李賀詩也好、白鯨記也好、紅樓夢也好,這些都是經得起時代考驗的偉構巨著。換句話說,那些「功臣」的立足點在於「後代」,而作為當代小說家的張愛玲,竟然需要當代的「功臣」,令人感到懷疑。張愛玲的小說是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,此時此地,未免言之過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