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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文/林柏燕 (竹中學長)

  張愛玲的小說,這幾年在一些留美學人之間引起廣泛的推崇,尤其一些「張愛玲迷」,把張愛玲一捧再捧,更使個人深感真相是否如此,大有懷疑探索的必要,因此個人在「好話讓人說盡」之下,說幾句「逆耳之言」,也許對文藝評論本身會有點態度上的扶正作用。
  從中國文學演進的角度來看,今天把張愛玲捧成「當代最重要的作家,五四以來最優秀的作家」(夏志清先生語)我想這話未免說得過早些。充其量張愛玲可以是五四以來,重要的作家之一,但絕非唯一的superlative。以淵博如夏先生,個人絕不敢說他忽略了許多其他也可以是重要的,優秀的作家,而只認為這是屬於「偏愛」的問題。
  「文藝評論」與「文藝鑑賞」不同。所謂「蘭芷蓀蕙之芳,眾之所好,而海畔有逐臭之夫」,這是文學鑑賞各有所好的主觀;但「文藝評論」則應儘力擺脫個人好惡,力求客觀。雖然絕對的客觀,於人於事,皆不易求,但作為文藝評論,至少應該尊重這點認識。
  夏志清先生說:「杜牧為李賀詩稿寫序,李商隱為他作傳,都是建立李賀聲譽了不起的功臣。」我們不知道夏志清先生或水晶先生是否為「建立張愛玲聲譽的功臣」。不過,個人絕不否認這種「功臣」之「功」。白鯨記、紅樓夢背後是有許多功臣;但李賀詩也好、白鯨記也好、紅樓夢也好,這些都是經得起時代考驗的偉構巨著。換句話說,那些「功臣」的立足點在於「後代」,而作為當代小說家的張愛玲,竟然需要當代的「功臣」,令人感到懷疑。張愛玲的小說是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,此時此地,未免言之過早。
  個人並不反對像水晶先生把張愛玲的小說,從技巧上那樣縝密地分析比較,如「潛望鏡下一男性」、「爐香裊裊仕女圖」等作,這對讀者是極其有意義的工作,但如果認為這樣比較分析之後,便可以做唯一種地位的認定,一種價值的判斷,卻非文藝評論本身所須的。今天把高爾基、魯迅捧上九重天,明天又把它整肅得體無完膚,那麼這只是政治上的利用價值,而不是文學本身的價值。由此,我們深感文學批評本身,也不是絕對可靠的,在西方儘管有嚴肅的態度,完整的體系,但也無法做到絕對正確。因此,作家身價的認定,最後的價值判斷者,則是偉大的「時間」。(至於毛姆說:「文學的不朽,最後變成書店的不朽而已」那麼它連時間也否定了,似乎過於偏激憤世。)
  而在時間的洪流裏,文學評論對於當代作家能做的只是一些發掘、評論、解說、分析等工作;易言之,只是一些「幫腔」而已,真正的聲音,則要來自作品本身。文藝不是一呼百應的玩意,除非張愛玲能像海明威、狄更斯、芥川龍之界那樣卓越,不然二三者的一味標榜,也無非是「捧捧自己的朋友」的一種變相。五四以來中國人民受盡了戰亂與苦難,而我們的作家在隨波逐流之下,又有幾個真能以「最重要、最優秀」而當之無愧的?
  五四以來,要算這一筆文藝的老帳,是頗耐人尋味的。大致上說,早期由於我們沒有重視文藝,也沒有妥切地指導文藝,因此三十年代前後的文藝,大多落入留日傾俄為主的「左傾」文人手裏。我也不否認二十多年來台灣的文藝,由於文藝人未得到真正的重視與培植,由於西方文學浪潮的胡亂衝擊,使台灣的中國文學仍然脆弱得需要留待更多的努力與考驗。但我們絕不以張愛玲的小說,今天被美國教授選入他編的小說集,就認為她是最重要的、最優秀的。日本早在三十年前,就把沈從文的「邊城」,當作中國文學教材,那麼,沈從文也是中國最重要、最優秀的作家囉?張愛玲今天人在美國,英文造詣深厚,把自己的作品向美國推介,是輕而易舉的,易言之,如果今天把姜貴、朱西寧、司馬中原、鍾肇政、黃春明的其中一些作品翻譯出去,個人深信,絕不致於比張愛玲差到哪裏。
  夏志清先生說:「加州大學教授白區Cyril Brich」編的中國文學選讀,選了「怨女」英文本頭兩章來代表自由中國的文藝成就。該書上冊一九六五年出版,已被美國各大學採用為教本,假如下冊一樣被採用,則以後美國大學生初讀中國文學,必從詩經一直讀到張愛玲,至少在美國,張愛玲即將名列李白、杜甫、吳承恩、曹雪芹之儕。」
  作為自由中國的現代文學之一,能够向異國進軍,固然使臺灣為這點感到愉悅,但若以此便以為是一種價值認定的話,無異於一個中國女子能擠身於百老匯的歌舞界,便以為她是中國現代第一美女一樣的現實與可笑。事實上,我們也不知道拿張愛玲的哪一部小說來跟西遊記、紅樓夢的價值相比。
  張愛玲的作品,計有小說「秧歌」、「赤地之戀」、「怨女」、「惘然記」及「短篇小說集」(傳奇重印本)其他有散文集「傾城之戀」、「太太萬歲」、「未了情」、「情場如戰場」、「南北一家親」等和一些有關紅樓夢人物的論著與「老人與海」的翻譯。在以上作品哩,無疑的,作為小說家的張愛玲,仍以小說為她的重要作品。在這些小說哩,我們約可把它分成三個時期:
  (1)上海時期──「傳奇」(短篇小說集)。
  (2)香港時期──「秧歌」、「赤地之戀」。
  (3)美國時間──「怨女」、「惘然記」
  在這些小說哩,個人歸納張愛玲的特色是:
  (1)她是五四以來,少數兼具中國古典文學素養及現代文學意識的女作家。
  (2)她是少數間有女性細膩的觸覺及理智批判的女作家。
  (3)在古典與現代之間經身世與生活的洗鍊,使她的小說,在風格上呈現一種文壇上罕見的交乳狀態。
  (4)她是五四以來,對這個青黃不接與動亂不止的大時代有所感觸,而又能被發揮的典型才女。
…………
  張愛玲早年崛起於上海,在中國文學的園地,才女一向並不多見,即使五四以後,婦女能真具文學才華的,仍屈指可數;在這種情況下,張愛玲之走紅上海,一般捧她的,其心情與捧女明星並無二致。後來她到香港,由於在洋機關做事,當時就有人認為她能走紅文壇,是另有背景,當然,這些對張愛玲來說,是無關緊要而不公平的。事隔多年,重讀她的作品,更感到她頗具有上述之特色,但由於評論界逐漸正視張愛玲的文學造詣,竟而想底定其文學地位,非特在時間上言之過早。就小說成就而論,有些瑕疵,仍然是顯而易見的:
  (1)她深受紅樓夢的影響,但她的題材與意識往往不脫「醒世姻緣」的窠臼。
  (2)她雖受過亨利詹姆士、湯麥斯吳爾甫、海明威或史丹達爾等西方大師之影響,但由於題材根本上的無法移植,使得技巧上,有些地方仍然是造作的。
  (3)她雖兼具細膩的觸覺與理智批判,但仍難脫感情上的自憐意識。她對「性」的刻劃,只是披上佛洛伊特的外衣,忽略了中國傳統的力量,對於這種力量,除了自憐式的唏噓外並未深入。
  (4)她的題材是狹窄的,在女性的角度來說,她更忽視了中國廣大社會婦女的一面,無非遇人不淑、自悲身世、逼良為娼、姨太太、少奶奶,五四以來新舊的婦女之悲劇等,即便是像秧歌這類題材,其人物如金根、月香、王霖等都極其脆弱。(老實說,秧歌是最不像張愛玲小說的小說)因此,張愛玲小說,不能代表大時代真正有所感的前驅之作,只能算是跟在大時代後面啜泣之聲,只不過,她的哭聲比人來得動聽一些,而不是惹人厭惡的哇哇嚎咷。
  (5)她的構想與創造的人物,沒有什麼真正的不凡,只是情結感人而已。
  以上是個人「非常主觀」之見。有了這些瑕疵,所謂「五四以來最優秀重要的作家」,暫且就不必這樣性急地認定了。俄康納說過:「一切歷史,都會喪失光澤,對某一個作家,某一部小說熱心的人不得不拿出擦布與擦粉,想叫大家看出時間的銹暗背後是寶貴的金屬品,如果那金屬是寶貴的,別的觀察者也會承認。大概是為了這個原因,我們容許批評的存在──有時還感謝他們。」(張愛玲譯)這段話真是可圈可點。不過,張愛玲的小說還談不上有何時間的「銹暗」,也就不必究此匆促底定其文學地位,更用不着當代的「功臣」了。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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